疫情中互联网医疗的春天是否到来专访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合伙人

原标题：疫情中互联网医疗的春天是否到来？专访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合伙人

疫情让医疗行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也触发了关于医疗体系的讨论。

2020年初，一场新冠疫情重塑了经济、公共空间和医患关系，对很多行业造成了冲击，而医疗行业首当其冲。据“医学界智库”调研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实体医疗机构普遍反映门诊量下滑20%以上，各科室门诊及住院率均受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互联网医院门诊量却呈现大增的向好趋势。

后疫情时代，中国医疗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呈现什么态势？围绕社会办医、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三个关键词，“医学界”对话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合伙人辛梦苇，希望他的所思所想能给行业从业者带来启示。

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合伙人辛梦苇

互联网医疗需求暴增

疫情期间，互联网医疗非常火热。“平安好医生”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其新注册用户量增长近10倍。线下实体医疗机构也陆续开通了互联网医院，截至3月5日，上海批准的7家医院已完成网上咨询4.5万人次、诊疗服务5100余人次。那么，这些暴增的互联网用户是否能留存？

辛梦苇：短期来看，其推动因素首先是客户的真实需求的改变：疫情期间普遍提升的健康意识，以及大众对医院内交叉感染的担心，促使许多用户试水远程诊疗，这也推动了各大医院加速开通互联网诊疗服务，而这批新增的用户势必有一部分将转变为长期用户。

疫情后，大医院会不会大批投身于互联网医院的建设？

辛梦苇：大医院以及第三方平台互联网医院的建设的积极趋势本来就存在，疫情会明显加速这一个趋势。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医院如要在医疗体系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许多监管框架和基础能力需要进一步的突破，例如医生认证、线上处方监管、底层数据连通、配套影像和检验中心的建设、与公立医院合作模式、医保支付等问题。

辽宁省一家医院的医生对患者进行远程问诊/ 法新社

以医保支付为例，虽然疫情期间武汉和其他一些城市尝试实施了线上诊断、处方外配、药品配送及医保支付，但在某种程度上仍属于疫情应急的“特事特办”。

除了常见病的复诊，互联网医疗的发展出路在哪？

辛梦苇：我们相信，最终的成功要素在于能否以更低、更可控的成本提供更好的医疗质量和体验。监管的突破、线下的配合、技术的发展都将决定互联网医疗的下一步发展。

对于医疗资源较为薄弱的基层或者边远区域，以及一些慢病的复查和续方上，若能完善监管和支付机制，配合持续的能力建设，互联网医疗将为线下医疗提供有力补充。

另一个方面，5G、手术机器人等技术的成熟，也将为互联网医疗应用场景范围的拓展提供基础支持。

浙大二院党委书记舒强带领外科医生操作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澎湃新闻

中国医疗资源并非不足

您认为以公立医疗为主的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重大疫情应对上，同海外比有哪些优势？

辛梦苇：纵观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在绝大多数国家均由国家主导。而医疗服务体系在很多国家是公立为主（如英国）或公立与民营共生的体系，仅少部分国家（如美国）的医疗体系以民营为主。

体系本身的优劣势根植于治理体制的不同，而治理体制又与国家整体的应对策略紧密相关。从重大疫情应对的最后结果上看，既需要仔细考虑体系本身的优劣势，也需要把疫情应对的各项能力进行审视才能明确自身的优势与短板。

以应急救治能力为例，中国每十万人重症监护床位数为4张，低于德国29张、法国12张的相对水平，存在相对短板。但中国在疫情应对中所体现出的调度能力反映出国家整体的优势。

疫情过后，会不会出现更多的“超级大医院”？

辛梦苇：“超级大医院”本身并不能解决质的问题，优化结构和能力建设才是当务之急。

本次疫情中，医疗服务体系反映出的挑战，并非整体医疗资源不足，中国的人均床位数已经接近或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更主要的矛盾是区域间的不均衡、急重症救治能力不足和基层能力薄弱。

疫情暴发初期的武汉医院“一床难求”/新京报

疫情当中所体现出来的医疗资源紧缺，是“平时”和“战时”所体现的需求区别，所以在体系完善的过程中，救治资源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是更应该考虑的方面，而不单单是规模。

公立医疗机构的数字化管理水平如何进一步提升，让下次传染病预警基于群体数据而不是主观判断？

辛梦苇：为了实现大数据分析对公共卫生风险的预警，基层医疗机构和医院的信息系统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大幅度的整合和提升，并与公共卫生系统和卫健监管系统更深入地对接。

具体到检测与上报系统功能，需要加强症状检测系统建设，提高针对新发传染病的响应速度。症状检测基于对临床确诊前的健康数据和疾病暴发信号分析，比传统的公共卫生监测更能及时发现公共卫生的异常现象。

社会办医何去何从

社会办医是公立医疗服务的有效补充，但在此次疫情中社会办医发挥力量有限。是什么制约了社会办医在疫情中发挥作用？

辛梦苇：当然目前社会办医相对规模较小，其相对于公立医疗的“补充”定位，决定了社会办医在急重症救治方面的能力相对较弱。

抑制我国社会办医发展的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辛梦苇：对于社会办医的投资者和运营方而言，决定其发展的基本市场要素在疫情前后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些要素包括：客户信任、医疗质量和支付机制。

作为市场化医疗服务的提供方，社会办医的未来发展基础在于：能否建立更高效的管理能力，能否更好地获得客户信任，能否提供差异化的客户体验。在此基础之上，社会办医还需要选择差异化的发展趋势，持续提升医疗质量。

过去10年，社会办医在专科领域（如口腔、眼科、妇产）已经形成了一批规模化、连锁化的知名品牌。

我们期待5年之后，社会办医的相关发展要素能够进一步得到保障和完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支付机制：根据银保监会预计，我国商业健康险的总体市场规模在今后5年内将增长3-4倍，成为医保体系的有力补充。

DRG改革近两年已经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展开试点，再经过几年完善，将会进一步提升医院的效率。在这一支付制度下，一部分运营高效、医疗质量有竞争力的社会办医将会获得长足的发展空间。

图片来自：《中国日报》

医疗质量：过去几年医生集团的涌现、公立医院去编制化等趋势，都局部缓解了社会办医领域医生资源紧缺的问题。但医生资源的盘活，最终需要对医生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评估和支付机制，这或许会在中国的基层医疗改革中率先得到探索。

来源：医学界智库

作者：李曾卓

校对：臧恒佳

责编：崔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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